5岁能诗,“始入小学”。
6岁“通声韵,工属对”
10岁作《武侯论》。曾就学于黄宗羲,研究经学,对《周易》尤有心得。
19岁“读书于武林吴山,从慈溪叶伯寅先生学”,
20岁补诸生,出门远游,遍历云贵、华中、华北、东南各地,写出大量诗作,名噪一时。曾在纳兰明珠府中教授其幼子。
23岁应童子试
康熙二十八年(1689),牵涉洪升《长生殿》的国恤张乐事件,遭革职,驱逐回籍。后改名慎行,字悔余,号他山,又号查田,籍贯改作钱塘。
康熙三十二年(1693)始中举人。
四十一年(1702),康熙帝东巡,因大学士陈廷敬等推荐,诏随入都,入直南书房。
康熙四十二年(1703)赐进士出身,特授翰林院编修,后充武英殿总裁纂述。曾3次随驾巡游塞外,岁时风土,悉记以诗。得帝器重,亲书“敬业堂”额以赐。
康熙五十二年(1713)乞休归里,家居10余年,筑初白庵以居,潜心著述,人称初白先生。
雍正四年(1726),因弟查嗣庭犯讪谤案,以家长失教获罪,被逮入京,世宗知其端谨,特许其父子返回田里。
次年放归,不到两个月即去世。其长子克建、堂弟嗣珣都是进士,时称“一门七进士、叔侄五翰林”。
査慎行受经史于著名学者黄宗羲,受诗法于桐城诗人钱澄之;又与朱彝尊为中表兄弟,得其奖誉,声名早著。入朝后从军西南,随驾东北,又饱览各地风光。其论诗以为“诗之厚,在意不在辞;诗之雄,在气不在直;诗之灵,在空不在巧;诗之淡,在脱不在易”(查为仁《莲坡诗话》。他以“空灵”创新为尚。得力于陆游很深;著《补注东坡编年诗》50卷,受苏轼的影响亦大。其诗工于刻画锻炼,又多采用白描手法。袁枚《论诗绝句》称其诗“一味白描神活现,画中谁似李龙眠”。拟之以北宋画家李公麟。清初诗人多学唐,查慎行崛起后,兼学唐宋,成为清初效法宋诗最有成就的作者。对诗坛影响极大。赵翼《瓯北诗话》认为:“梅村(吴伟业)后,欲举一家列唐宋诸公之后者,实难其人。惟查初白才气开展,工力纯熟,要其功力之深,则香山、放翁后一人而已。”
查慎行诗多纪游吊古之作,又多作组诗。古体如《中秋夜洞庭对月歌》、《石钟山》、《五老峰观海绵歌》;近体组诗如《金陵杂咏二十首》、《荆州杂诗六首》、《邯郸怀古三首》、《汴梁杂诗八首》、《建溪□歌词十二章》、《桂江舟行口号十首》等,都颇著名。反映民间疾苦的篇章则不多,只有《秦邮道中即目》、《芜湖关》,《白杨堤晚泊》、《芦洲行》、《悯农诗》、《赈饥谣》等诗,写及了这方面内容。
查慎行的诗“平生所作,不下万首”(许汝霖《敬业堂诗集序》)。后经他删定为4600余篇,按时地编次为《敬业堂诗集》48卷,《续集》 6卷,另有《词集》2卷。文不多作,所存绝少,《敬业堂文集》3卷,《别集》1卷,共100余篇,子孙搜访汇编而成。金庸小说《鹿鼎记》的回目都是集查慎行诗中的对句。
清兵入关以后,江南一带士人抗清斗争前仆后继。至查慎行成年时代,清建国之初的那种反满复明的斗争已先后被扑灭或压制,除西南、西北边隅以外,大规模公开的反清斗争已成过去,清政权已相当稳固,政局已趋于平稳。康熙等一方面继续实施高压政策,残酷镇压汉族的零星反抗,大兴文字狱压制汉族士人;一方面则大事“稽古右文”,以怀柔手段笼络人心,特别是笼络汉族士人。这种双管齐下的政策,对当时士人确实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政治上,查慎行之辈已不同于明末清初民族意识十分强烈的老一辈士人,大多已在政治上采取积极参与的态度,他们谋求仕途,欲以此实现人生追求。
当时湖州庄氏史案的广事株连虽也曾震动一时,但它给查慎行们的更大影响,只是造成他们对政治的恐惧感,从而促使他们更加小心翼翼地为人。所以,在查慎行等人的诗稿中,明末清初顾炎武式强烈的民族感情已逐渐少见。对查慎行这一代诗人诗歌思想成就的评价,似乎不必再拘泥于他们对亡明的态度而滞留在满汉问题上做文章了。对查慎行这一代诗人的诗作,似可转换视角,把着眼点落到他们反映当时现实和指陈时事的态度与深度上来。查慎行的诗,在思想内容和感情色彩方面,与清初诗人多有异处,这一特点当引起我们注意。
暮云四卷,淡星河、天影茫茫垂碧。皓月浮空,人尽道,端的清圆如璧。丹桂扶疏,银蟾依约,千古佳今夕。寒光委照,有人独坐秋色。
怅念老子平生,粗令婚嫁了,超然闲适。误缚簪缨遭世故,空有当时胸臆。苒苒流年,春鸿秋燕,来往终何益。云山深处,这回真是休息。
巩顿首再拜,舍人先生:
去秋人还,蒙赐书及所撰先大父墓碑铭。反复观诵,感与惭并。夫铭志之著于世,义近于史,而亦有与史异者。盖史之于善恶,无所不书,而铭者,盖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义之美者,惧后世之不知,则必铭而见之。或纳于庙,或存于墓,一也。苟其人之恶,则于铭乎何有?此其所以与史异也。其辞之作,所以使死者无有所憾,生者得致其严。而善人喜于见传,则勇于自立;恶人无有所纪,则以愧而惧。至于通材达识,义烈节士,嘉言善状,皆见于篇,则足为后法。警劝之道,非近乎史,其将安近?
及世之衰,为人之子孙者,一欲褒扬其亲而不本乎理。故虽恶人,皆务勒铭,以夸后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为,又以其子孙之所请也,书其恶焉,则人情之所不得,于是乎铭始不实。后之作铭者,常观其人。苟托之非人,则书之非公与是,则不足以行世而传后。故千百年来,公卿大夫至于里巷之士,莫不有铭,而传者盖少。其故非他,托之非人,书之非公与是故也。
然则孰为其人而能尽公与是欤?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盖有道德者之于恶人,则不受而铭之,于众人则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恶相悬而不可以实指,有实大于名,有名侈于实。犹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恶能辨之不惑,议之不徇?不惑不徇,则公且是矣。而其辞之不工,则世犹不传,于是又在其文章兼胜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岂非然哉!
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虽或并世而有,亦或数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传之难如此,其遇之难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谓数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铭,其公与是,其传世行后无疑也。而世之学者,每观传记所书古人之事,至其所可感,则往往衋然不知涕之流落也,况其子孙也哉?况巩也哉?其追睎祖德而思所以传之之繇,则知先生推一赐于巩而及其三世。其感与报,宜若何而图之?
抑又思若巩之浅薄滞拙,而先生进之,先祖之屯蹶否塞以死,而先生显之,则世之魁闳豪杰不世出之士,其谁不愿进于门?潜遁幽抑之士,其谁不有望于世?善谁不为,而恶谁不愧以惧?为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孙?为人之子孙者,孰不欲宠荣其父祖?此数美者,一归于先生。既拜赐之辱,且敢进其所以然。所谕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详焉?愧甚,不宣。巩再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