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尔梅作为一个反清复明的不屈士子，他的后半生一直漂泊于大江南北和中原腹地，为抗清斗争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直到康熙十八年，他含恨而终时，亦不忘记告诫家人绝不能用满族的圆顶墓为之掩棺，而要以汉人明朝的方顶墓埋葬自己。

作为大明帝国的“最后一位遗民”，阎尔梅的曲折人生经历绝对是一部小说题材，如果拍成电视连续剧，亦绝对是精彩绝伦的。且不说阎尔梅前半生的人生，就其21岁游学江南，结交夏允彝等仁人志士的举止，便可见出他的士子风骨来。崇祯三年(1630年)26岁的阎尔梅举京兆试第二十四名。杨廷枢“特许其旷逸跌宕、有唾吐四海之气”。本来，他的仕途远大，可以飞黄腾达，但他偏偏又诋毁大权在握的魏忠贤阉党之流，义无反顾地成为复社的骨干，那只有被逐出仕者行列的份了。

在大明帝国面临崩溃之际，阎尔梅在其家乡组织了7000人的抗清队伍，虽然阎尔梅白衣素冠拜见南明小朝廷的巡按王燮面陈抗清大计，想一展报国之一，却始终不被昏官所采纳。直到弘光元年(1645年)才接到史可法之聘，赴白洋河共商抗清大计。历史往往是不能如人愿的，倘使史可法当时接受了阎尔梅的三条忠告：即首先安抚兴平伯旧部；再进攻占据军事重镇徐州；最后西征北进，控制鲁、豫，与徐州形成鼎足之势。如果采纳这三条建议，恐怕苟延残喘的大明帝国或许会获得新的生机，历史也将会重新改写，史可法镇守扬州的沉重悲剧历史一幕也就不会拉开。可历史偏偏会与人们开玩笑，它终以悲剧的帷幕送走了一个士子为之恸哭的时代。

尽管大明帝国对这些士子太薄，所欠的人情亦太多太多，然而，正直不阿的士子却视社稷道德为立身立人之本，以十二分的关怀去呵护它。这就是士子的悲风，你说他愚忠也好，你说他迂腐也好，总之，这股凛然之气是不可泄的。然而，能如阎尔梅这样痴心不改，历经数十年而终死不悔者却是极少的，除了顾炎武，恐怕士子行列中的半生漂泊者是绝无仅有的。作为一个没有“祖国”，没有精神家园的流浪者，阎尔梅以其沉重的人生代价，书写了一代大明遗士的慷慨悲歌。

古人云：识时务者为俊杰。在大明帝国无可奈何花落去之时，明朝故臣降的降、死的死、隐的隐。即使能够抵抗者，亦经不住历史时间的磨洗，渐渐消蚀了那份抵抗的性情，最终走向颓废遁世的道路。而阎尔梅却不同凡响，始终如一地反抗到底，可谓最后到了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地步，成为最后一个不识时务者。如果说南明小朝廷刚刚崩溃之时，遗老故臣们趁兴凭一时的血勇之气参与抗清活动还不足为奇的话，那么，随着钱谦益，吴梅村、侯朝宗等名士的降清，晚明的知识分子思想便到了大崩溃的边缘，脱胎换骨的蜕变促使知识分子寻找新的仕途和新的思想定位。而作为坚守人格气节的阎尔梅、顾炎武们却决不肯举起思想的白幡，进行人格的自刎。

顺治四年，阎尔梅与山东榆园军合作，削发为僧，自诩“蹈东和尚”，以河南少林寺为联络点，开始云游四方，积极组织反清复明斗争，虽屡屡失败，亦百折不挠。顺治九年，阎尔梅在再次失败被捕后，准备以死报国，因而他在面见总督沈文奎时“瞪目直上视，不拜”，可见他逼视汉奸走狗时的愤懑与轻藐，在他眼中，所有的投降者均为精神的阶下囚，是不能与之比肩的。所以他可以慷慨吟诵：“忠孝平常事，捐躯亦等闲”的浩然之歌。

整整两年的牢狱生活，丝毫没有改变一个囚徒的信仰，谁能想象阎尔梅身陷囹圄时所经受的肉体和精神的苦难呢?然而可以明证的是，阎尔梅反清复明的痴心不改，他所能思想的活力就在于此，他的精神支柱也在于此，因此顺治十一年，他成功地逃离了关押他整整两年的济南监狱，潜回了老家沛县。次年，清军抄没了阎家，其妻妾双双自杀，阎尔梅携幼子逃往河南，从此开始了长达十八年的颠沛流离的漂泊生涯。
关于阎尔梅这个十八年的飘零生活，史书没有详细的记载，他靠什么生活?每天何以度Ft?这似乎都成为一个谜。然而，我们可以从一些零星的记载中看到他那乖戾的性格和不屈的行状。

直到康熙六年，流落北京的阎尔梅才与同样流亡北京的顾炎武相遇，这对江南士子的伟大晤面，并无详细的史料诗文记载，只有“竟El谈”三个字可以证明这两个明王朝的最后也是最著名、最坚定的遗民之间那同气相投、行状相类的灵魂撞击是何等地融洽，何等地契合。也许这大江南北的故国遗民从此不再聚首，然而，他们的灵魂在同一信仰中得以重合，他们的人格在一片降幡和歌舞之中独立特行。或许，士子文人之间的友谊可以在酒色之间，可以在诗文交往之间，亦可以在患难之中。然而，最伟大的友谊莫过于两个最孤独的灵魂能在茫茫的黑暗中撞击出心心相印的耀眼人格火花。

同样，如果是道不同，更确切地说是道德人格理想的分野，往往是真文人与假文人相恶的重要因素。钱谦益可谓明清之际的诗坛盟主，大学问家。然而他在阎尔梅这等一般诗人骚客面前却显得十分委琐。康熙元年，阎尔梅见到了一直心亏而蛰居故里的钱牧斋，尽管钱牧斋有红袖添香，有绝代佳人催发其诗兴，然而在阎尔梅“大节当年轻错过，闲中提起不胜悲”的指陈之下，钱牧斋亦只有羞赧而已：“古古善骂人，当世无所推许。”正因为阎尔梅心底的坦荡，才敢于直陈当时的大诗豪。

作为明代知识分子，能够矢志不移，不受任何压力的驱使，始终如一者是凤毛麟角的。任何时代的知识分子，能够顶得住生与死考验者，就不同凡响了。然而，能够再顶得住高官厚禄、花翎顶戴，抑或恩情和相知的诱惑者，更是万里挑一了。知识分子最大的弱点就在于太想侍奉当朝者，如果当朝者给点颜色，他就会肝脑涂地。尤其是那些在前朝并未人仕者，更是觅机会过一回官瘾。而阎尔梅却是个在前朝未得一官半职的白衣举人，然而，他绝不受昔日亲朋好友的劝诱，出仕新朝。据说清廷巡抚赵福星、吏部尚书陈名夏都想举荐阎尔梅入仕清廷，均被其断然回绝。在阎尔梅身上体现了一个刚直不阿知识分子的人格力量，他既能够具备“士可杀而不可辱”的刚毅；又能够葆有“落落生平耻受恩，甘为寡合住秋村”的坚韧。真可谓大道大德者。

或许阎尔梅的诗歌成就并不高，能够载人史册的也许不多，然而他的高风亮节却是明清之际知识分子鲜见的楷模，他那“不为王侯生，甘为布衣死”的人生箴言是烛照知识分子灵魂的火炬，是促人猛省，反思其自身的文化批判意识何在的铜境。

据考，民初出版的六卷本《阎古古全集》收诗一千七百九十四首，可谓洋洋大观。但有人以为千余诗中只有“一二传后”而已。这未免有点苛刻。但是，我以为，阎尔梅所留下来的诗歌无须我们从艺术和技巧的层面来观赏，而我们需要的是从这些诗歌中寻觅到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的灵魂和人格气魄，找到一个不屈的面影。

就其两句“死将为厉鬼，生且做顽民”就足够我们享用一辈子了。

康熙十八年冬，享年77岁的阎尔梅与世长辞。据《沛县志》载：“先生弥留之际，嘱家人逝后按明俗筑方坟葬之，以示死不降清”。阎尔梅墓坐落在沛县刘河崖村，清光绪年间，知县马光勋题墓碑，并划地300亩建陵，阎尔梅墓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阎尔梅作为一个反清复明的不屈士子，他的后半生一直漂泊于大江南北和中原腹地，为抗清斗争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直到康熙十八年，他含恨而终时，亦不忘记告诫家人绝不能用满族的圆顶墓为之掩棺，而要以汉人明朝的方顶墓埋葬自己。

作为大明帝国的“最后一位遗民”，阎尔梅的曲折人生经历绝对是一部小说题材，如果拍成电视连续剧，亦绝对是精彩绝伦的。且不说阎尔梅前半生的人生，就其21岁游学江南，结交夏允彝等仁人志士的举止，便可见出他的士子风骨来。崇祯三年(1630年)26岁的阎尔梅举京兆试第二十四名。杨廷枢“特许其旷逸跌宕、有唾吐四海之气”。本来，他的仕途远大，可以飞黄腾达，但他偏偏又诋毁大权在握的魏忠贤阉党之流，义无反顾地成为复社的骨干，那只有被逐出仕者行列的份了。

在大明帝国面临崩溃之际，阎尔梅在其家乡组织了7000人的抗清队伍，虽然阎尔梅白衣素冠拜见南明小朝廷的巡按王燮面陈抗清大计，想一展报国之一，却始终不被昏官所采纳。直到弘光元年(1645年)才接到史可法之聘，赴白洋河共商抗清大计。历史往往是不能如人愿的，倘使史可法当时接受了阎尔梅的三条忠告：即首先安抚兴平伯旧部；再进攻占据军事重镇徐州；最后西征北进，控制鲁、豫，与徐州形成鼎足之势。如果采纳这三条建议，恐怕苟延残喘的大明帝国或许会获得新的生机，历史也将会重新改写，史可法镇守扬州的沉重悲剧历史一幕也就不会拉开。可历史偏偏会与人们开玩笑，它终以悲剧的帷幕送走了一个士子为之恸哭的时代。

尽管大明帝国对这些士子太薄，所欠的人情亦太多太多，然而，正直不阿的士子却视社稷道德为立身立人之本，以十二分的关怀去呵护它。这就是士子的悲风，你说他愚忠也好，你说他迂腐也好，总之，这股凛然之气是不可泄的。然而，能如阎尔梅这样痴心不改，历经数十年而终死不悔者却是极少的，除了顾炎武，恐怕士子行列中的半生漂泊者是绝无仅有的。作为一个没有“祖国”，没有精神家园的流浪者，阎尔梅以其沉重的人生代价，书写了一代大明遗士的慷慨悲歌。

古人云：识时务者为俊杰。在大明帝国无可奈何花落去之时，明朝故臣降的降、死的死、隐的隐。即使能够抵抗者，亦经不住历史时间的磨洗，渐渐消蚀了那份抵抗的性情，最终走向颓废遁世的道路。而阎尔梅却不同凡响，始终如一地反抗到底，可谓最后到了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地步，成为最后一个不识时务者。如果说南明小朝廷刚刚崩溃之时，遗老故臣们趁兴凭一时的血勇之气参与抗清活动还不足为奇的话，那么，随着钱谦益，吴梅村、侯朝宗等名士的降清，晚明的知识分子思想便到了大崩溃的边缘，脱胎换骨的蜕变促使知识分子寻找新的仕途和新的思想定位。而作为坚守人格气节的阎尔梅、顾炎武们却决不肯举起思想的白幡，进行人格的自刎。

顺治四年，阎尔梅与山东榆园军合作，削发为僧，自诩“蹈东和尚”，以河南少林寺为联络点，开始云游四方，积极组织反清复明斗争，虽屡屡失败，亦百折不挠。顺治九年，阎尔梅在再次失败被捕后，准备以死报国，因而他在面见总督沈文奎时“瞪目直上视，不拜”，可见他逼视汉奸走狗时的愤懑与轻藐，在他眼中，所有的投降者均为精神的阶下囚，是不能与之比肩的。所以他可以慷慨吟诵：“忠孝平常事，捐躯亦等闲”的浩然之歌。

整整两年的牢狱生活，丝毫没有改变一个囚徒的信仰，谁能想象阎尔梅身陷囹圄时所经受的肉体和精神的苦难呢?然而可以明证的是，阎尔梅反清复明的痴心不改，他所能思想的活力就在于此，他的精神支柱也在于此，因此顺治十一年，他成功地逃离了关押他整整两年的济南监狱，潜回了老家沛县。次年，清军抄没了阎家，其妻妾双双自杀，阎尔梅携幼子逃往河南，从此开始了长达十八年的颠沛流离的漂泊生涯。
关于阎尔梅这个十八年的飘零生活，史书没有详细的记载，他靠什么生活?每天何以度Ft?这似乎都成为一个谜。然而，我们可以从一些零星的记载中看到他那乖戾的性格和不屈的行状。

直到康熙六年，流落北京的阎尔梅才与同样流亡北京的顾炎武相遇，这对江南士子的伟大晤面，并无详细的史料诗文记载，只有“竟El谈”三个字可以证明这两个明王朝的最后也是最著名、最坚定的遗民之间那同气相投、行状相类的灵魂撞击是何等地融洽，何等地契合。也许这大江南北的故国遗民从此不再聚首，然而，他们的灵魂在同一信仰中得以重合，他们的人格在一片降幡和歌舞之中独立特行。或许，士子文人之间的友谊可以在酒色之间，可以在诗文交往之间，亦可以在患难之中。然而，最伟大的友谊莫过于两个最孤独的灵魂能在茫茫的黑暗中撞击出心心相印的耀眼人格火花。

同样，如果是道不同，更确切地说是道德人格理想的分野，往往是真文人与假文人相恶的重要因素。钱谦益可谓明清之际的诗坛盟主，大学问家。然而他在阎尔梅这等一般诗人骚客面前却显得十分委琐。康熙元年，阎尔梅见到了一直心亏而蛰居故里的钱牧斋，尽管钱牧斋有红袖添香，有绝代佳人催发其诗兴，然而在阎尔梅“大节当年轻错过，闲中提起不胜悲”的指陈之下，钱牧斋亦只有羞赧而已：“古古善骂人，当世无所推许。”正因为阎尔梅心底的坦荡，才敢于直陈当时的大诗豪。

作为明代知识分子，能够矢志不移，不受任何压力的驱使，始终如一者是凤毛麟角的。任何时代的知识分子，能够顶得住生与死考验者，就不同凡响了。然而，能够再顶得住高官厚禄、花翎顶戴，抑或恩情和相知的诱惑者，更是万里挑一了。知识分子最大的弱点就在于太想侍奉当朝者，如果当朝者给点颜色，他就会肝脑涂地。尤其是那些在前朝并未人仕者，更是觅机会过一回官瘾。而阎尔梅却是个在前朝未得一官半职的白衣举人，然而，他绝不受昔日亲朋好友的劝诱，出仕新朝。据说清廷巡抚赵福星、吏部尚书陈名夏都想举荐阎尔梅入仕清廷，均被其断然回绝。在阎尔梅身上体现了一个刚直不阿知识分子的人格力量，他既能够具备“士可杀而不可辱”的刚毅；又能够葆有“落落生平耻受恩，甘为寡合住秋村”的坚韧。真可谓大道大德者。

或许阎尔梅的诗歌成就并不高，能够载人史册的也许不多，然而他的高风亮节却是明清之际知识分子鲜见的楷模，他那“不为王侯生，甘为布衣死”的人生箴言是烛照知识分子灵魂的火炬，是促人猛省，反思其自身的文化批判意识何在的铜境。

据考，民初出版的六卷本《阎古古全集》收诗一千七百九十四首，可谓洋洋大观。但有人以为千余诗中只有“一二传后”而已。这未免有点苛刻。但是，我以为，阎尔梅所留下来的诗歌无须我们从艺术和技巧的层面来观赏，而我们需要的是从这些诗歌中寻觅到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的灵魂和人格气魄，找到一个不屈的面影。
就其两句“死将为厉鬼，生且做顽民”就足够我们享用一辈子了。

康熙十八年冬，享年77岁的阎尔梅与世长辞。据《沛县志》载：“先生弥留之际，嘱家人逝后按明俗筑方坟葬之，以示死不降清”。阎尔梅墓坐落在沛县刘河崖村，清光绪年间，知县马光勋题墓碑，并划地300亩建陵，阎尔梅墓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